北宋官窑
北宋官窑也称旧官,南宋为新官。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附近设立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南宋顾文荐《负睻杂录》记载:"宋宣政间(宣和、政和即公元1111-1125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叶寘在其《垣斋笔衡》中对北宋官窑亦有记载:"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
北宋官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乃宋徽宗因不满于当时现有贡御瓷器的瑕疵和缺缺陷,引入汝瓷及开封东窑等窑口窑系的制作精华,在东京汴梁,即今河南开封,按照自己的设计、亲自指挥烧制和创制的巅峰之瓷,其不仅是我国陶瓷史上第一个由朝廷独资投建的"国有"窑口,也是第一个被皇帝个人垄断的瓷器种类。
窑口乃朝廷举国家之力投资的"国有"企业,其生产关系为:"朝廷置窑、内府制样、民匠造器、兵士供役",所烧产品唯供朝廷使用,不在市场流通,罕珍和稀有,常人难以见到,更遑论什么民间收藏了,一如清代学者陈浏在其《陶雅》一书中所言:"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者。"
北宋官瓷的器形
北宋官瓷当时作为国家礼器的创制,其造型通常以仿青铜器为主,是当年宋徽宗"新成礼器" 的一部分,以徽宗诏敕编纂的《宣和博古图》为造型蓝本,也即依"名古器"为造型依据,作品件件有典,禀赋深义,加上徽宗本人艺术王者的身份和爱好,故北宋官瓷作品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礼器,主要为朝廷所用,代表作品有瓶、尊、鼎、炉、觚、盘等器形;二是文房用具,此与徽宗个人的喜爱密切相关,也主要供徽宗个人使用,代表作品主要为"文房四宝",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系列,主要在于北宋官瓷笔洗的造型千变万化,计有直口、荷口、葵口、寿桃、弦纹、兽头、兽耳等多种样式,器形可谓琳琅满目,无有穷尽,充分体现了徽宗的文化智慧和创造。
北宋官瓷的釉色
北宋官瓷对釉色的追求与完善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釉质肥厚,瓷无修饰,主要以釉色之美、纹裂之俏,去追求艺术上至高至上的大境界。常见有天青、粉青、月下白、炒米黄等釉色,且以粉青为上。明学者高濂在其《燕闲清赏笺》中言:"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清光绪三十四年开始编纂,兼收百科,重在溯源的《辞源》第二册"官窑"栏也道:"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大观间京师置窑烧瓷。胎骨有白、灰、红之分。其土取自汴东阳翟,淘炼极精。釉色有天青、翠青、月下白、大绿。粉青为上,淡白次之"。
北宋官瓷的釉质
由于北宋官瓷在原料选用、色调调配上甚为讲究,尤其在原料选用上,可以说是穷其奢华,不惜代价,添加有品质上乘的翡翠、玛瑙等玉粉入釉,这也自然成为注重烧制成本的民间窑口和其它窑口不能仿造到位主要原因。在烧制过程中,按器形的要求,北宋官窑对汝窑的支烧法加以改进,增添了垫、支垫结合的烧法,器物受力更均匀,使得胎骨也更坚挺,从而为釉质更趋淳厚、匀润创造了条件,真正达到了肥若堆脂,抚之如缎似玉的,攥之仿佛出油的艺术效果。
北宋官瓷的开片
北宋官瓷釉面的开片,得益于其独到的工艺,所开片纹极富节奏感,如水波粼粼,晶莹剔透,开片不仅流畅,且小器也可开龟背大片,纹如鳝血,产生出令人惊叹的纹裂美。开片本是由于坯釉结合不好而导致釉面开裂的弊病。但北宋官窑瓷却慧眼识珠,利用这一陶瓷缺陷开创了著名的纹片釉,同时利用其独特的坯釉配方,施釉方法和烧成技术,创造出金丝铁线、紫口铁足这些不是装饰的装饰。严格地说,这些人们不能完全控制和设计的效果不能称做装饰手法,它是一种材质之美,是一种本质的美。也有学者认为北宋官瓷的鳝血纹为上品,如高濂在其《燕闲清赏笺》中就说"(官瓷)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
北宋官瓷的"紫口铁足"
北宋官瓷"紫口铁足"的艺术特征,是徽宗对当时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开封东窑制瓷艺术精华的汲取和借鉴。其选用含铁量极高的瓷土制胎,与汝瓷含铁量较低的胎质有极大的区别,这种含铁量极高的胎体经高温还原烧制,胎骨颜色泛黑紫,故作品器物口所施之釉因微有下垂,致使内胎微露,便产生了出"紫口"特征,而足底无釉之处,由于气氛还原,则成为黑红色,是为"铁足"。此突破青釉瓷面所形成的独负神采的"紫口铁足",堪称清籁幽韵,趣致拔俗,令人畅心悦目,其在区别汝瓷满釉支烧、无色彩变化的同时,其独特风韵也是为北宋官窑瓷器最典型的艺术特征之一。
北宋官瓷总体艺术特征
北宋官瓷外观的总体艺术特征可概括为:造型古朴庄重,釉质如脂如玉,所裂纹片灵动飘逸,形如龟背,色如鳝血,釉面莹莹冰片极富美感,且器口微微泛紫,底足褐红如铁。作品观之神韵内蕴、质朴无华,不独无什么精美雕饰和装饰,也更无什么艳彩涂绘,其完全凭藉自身釉色和幻放的纹片之美抵达其冰清玉洁、神韵天成的美学境界。清乾隆帝为北宋官瓷所赋诗句 李唐越器久称无,赵宋官窑珍以孤。 色自粉青泯火气,纹犹鳝血裂冰肤 摩挲真是朴之朴,咏叹仍非觚不觚。 合赠何人合长吉,簪花得句负奚奴。 --乾隆壬寅新正 御题
汴京官窑
汴京官窑是北宋的官窑,也是一个无法从窑址取证的一个瓷窑。关于北宋官窑也仅有南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中的一条简单记载,仅云:“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但顾文荐虽是南宋人,“杂录”而以“负暄”名,应是作者老年闲居时的著作,行文也是老年忆旧时的语气。所以这条记载应当是可信的。顾文的所谓“宣政间”即是宋徽宗政和到宣和十五年间(111-1125年)。宋徽宗是一个纨裤子弟型的帝王,他能不惜民力到江南采运花木竹石,即所谓花石纲,在汴京设一个专烧宫廷用瓷的官窑,更属可能,宋徽宗风雅自命,·能诗能画,并仿制古代铜器,好古成癖,设窑烧造他所指定式样的瓷器,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但是由于汴京入金以后,有几次大的黄河泛滥成灾,宋汴京城遗址早已掩埋于泥沙之下,据古遗址钻探所得资料,宋汴京遗址深埋在今开封市地下六公尺深处。而且黄河在开封上下,河床高于地面,成为地上悬河开封地下水位很高,考古发掘也难以进行,况且地面遗迹一点不见,也无从入手。几乎是无法取得实证。
因为文献材料太少,窑的有无又不能以窑址作证。因此对汴京官窑问题就有许多分歧的意见,迄今关于汴京官窑问题,主要有三说。说认为汴京官窑即是汝窑。持此说的根据可能来自《格古要论》谓汴京官窑器“色好者与汝窑相类”。但是如果比较两窑传世的实物标本,两窑烧造器物的造型并不样,釉色也有差别。汴京官窑和汝窑是两个窑,而不是一个窑。况且,据明初人曹昭的意见也分明说的是两窑,只是他所见的某些官窑器色泽类似汝窑器。
第二说者以明清两代谈瓷诸书只说“官窑”而不言“汴京官窑”,据此否定有所谓“汴京官窑”。但此说看来也难以成立,因为南宋人写的《负暄杂录》早已明确提到有汴京官窑。此外南宋人叶真《坦斋笔衡》在论到南宋修内司官窑时也明说修内司官窑是“袭故京遗制”,实际上暗示了“故京”也有官窑,只是当时去北宋未远,汴京之有官窑不如后世之成为问题,故略而未提而已。
第三说则认为汴京官窑与南宋杭州“修内司官窑”都同样存在。此说主要是从比较两窑传世实物与南宋郊坛官窑标本立说的,说者以传世品官窑圆洗为例作了剖析。洗的形状是器身接近垂直而微外敞,平底,里外施满釉,底部用支钉支烧,与汝窑的施釉支烧方法相同。它们之间应有某种关系,或是汝窑给汴京官窑以影响,或是官窑工匠就来自汝窑。汝窑传世品中这类圆洗,胎较传世的汴京官窑为薄,釉色也有显著区别。官窑传世品中还有一种带圈足的圆洗,圈足宽而浅,露紫黑色胎,用宽圈足支烧,洗底没有支钉底部处理与支烧方法与汝窑及汴京官窑迥然不同;但这类圆洗在杭州乌龟山南宋郊坛官窑遗址里发现了这类标本,从而证明这件宽圈足圆洗是南宋郊坛官窑的产品。可是就这件洗的釉色,却与用支钉支烧的汴京官窑洗大体相同,都是粉青色,施釉较厚,与南宋叶直《坦斋笔衡》所谓修内司官窑“釉色莹澈”、“袭故京遗制”说法相合。